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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,为什么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稀缺品?
时间: 2020-04-06 11:05
几千年来,“诚信”似乎一直是中国人最崇尚的美德。中国历代的先贤们都不厌其烦地告诫世人要“以诚立身”“言而有信”,商人最响亮的招牌也永远是“货真价实”“童叟无欺”;

几千年来,“诚信”似乎一直是中国人最崇尚的美德。中国历代的先贤们都不厌其烦地告诫世人要“以诚立身”“言而有信”,商人最响亮的招牌也永远是“货真价实”“童叟无欺”; 讲诚信的人物被视为道德楷模,载入史籍千古传颂。时至今日,中国的大街小巷也总能看到倡导“诚信”的标语,还有各种“诚信好人”的模范事迹……

“诚信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含义。“诚”是诚实、不说谎,“信”是信守承诺,不食言。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言必信、行必果。“诚信”是儒家对“君子”的最基本要求,也是人类一切道德的基础。人类推崇很多美德,比如慈善,宽容,奉献,以及中国特有的“孝道”之类。但如果没有诚信,几乎一切的美德都可以伪装,都值得怀疑,人类社会将充满各种谎言、欺骗和伪君子。换言之,诚信应该是一个社会道德的“底线” ,而非“上限”。

反观中国社会,从古至今之所以不停地鼓吹诚信,不停的颂扬“至诚君子”,恰恰证明了诚信始终是一种稀缺品,使它从基本的“底线”变成了“上限”。直到今天,我们几乎在中国社会的每个领域都能看到不诚信的言行:学者论文抄袭,商家制假售假,官员谎报瞒报,还有各种老赖,违约,表里不一,阳奉阴违……但与此同时,官方和主流舆论对“诚信”的推崇又从未停止:“诚信好人”的事迹还在遍地开花,“诚信企业”每年还在评选——似乎质量合格、准时交货、如期打款不是商业的基本规则,而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。

你在学校里被老师教育“做个诚实的孩子”,社会上却有人不断在你耳边说“做人不能太老实”;

一面推崇诚信,一面又不讲诚信,这种关于“诚信”的矛盾图景,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。比如王阳明和曾国藩都痛感世风虚浮,一再强调做人做事必须“著诚去伪”;民国名将蔡锷也曾痛心地写道:“吾国人心,断送于伪之一字”“人性本善,何乐于伪,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,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。”诚信的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,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变虚伪。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。

有人把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,归因为“一切向钱看”,这是很片面的;而若归因于“西方腐朽思想”的侵蚀,那就更是扯淡——西方文化是有糟粕,但讲诚信、重契约却是西方文化的精髓。

春秋是个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,“礼”的崩坏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,同样也体现在战争中。春秋之前的战争基本是一种“硬碰硬”的较量,双方在战前要约好时间地点,各自摆好阵势再开战,反对偷袭,也不用什么“奇谋妙计”。但春秋之后,随着“兵法”的发展和诸侯相互攻伐的需要,战争原先的规则被抛弃了,为了取胜可以不择手段,用尽“计谋”,主张“兵不厌诈”。当年的宋襄公由于恪守以往的战争规则,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惨败,被后世讥笑为“蠢猪式的仁义”,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是一个讲求诚信的君子。

由于战争规则的改变,加上稍后鬼谷子、法家等以“权谋”见长的学说诞生,春秋之后的中国人,表面上崇尚“诚信”,骨子里却越来越崇尚“聪明”。“聪明”有多种形式,包括“善变”,包括“谋略”,乃至偷奸耍滑、说话不算话之类,都可能被视为“聪明”。这种“聪明”往往是以违背诚信原则为前提的。与“聪明”相对应,如果谁固守诚信,就可能被视为和宋襄公一样“愚蠢”“迂腐”“死心眼”。

与此同时,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,人们发明了无数说词来为自己的不诚信辩解,比如“计划赶不上变化”,比如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,比如“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”之类。

中国传统社会是小农社会,也是典型的熟人社会。大多数人一生的活动轨迹都不出方圆百十里。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,大家都是“熟人”,有什么事口头说一声即可,即便是借钱,也往往无需订立严格的契约,早一天玩一天归还都无所谓。哪怕某个人经常赖账,别人碍于情面也往往会帮他一把。这样的社会看重的不是“诚信”,而是“人情”。

中国古代长期奉行“重农抑商”,商人地位十分低下。然而和小农不同的是,商人由于经常走南闯北,其面临的是一个“陌生人社会”,是否具有“诚信”的口碑,足可以决定商人事业的生死。所以商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具诚信意识的群体。只可惜,由于“重农抑商”,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时常面临被压迫被掠夺的境遇,始终只是少数和弱势群体,因此对整个社会诚信精神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了。诚信至多是商人招揽生意的金字招牌,却没有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。

中国古代的皇权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野蛮的权力,没有之一。在这种权力的驯化下,中国社会形成一种高度的官本位意识,社会的一切规则——包括诚信——都要向权力屈服。从汉武帝开始,权力践踏诚信的事件就不断上演。汉武帝的“算缗”和“告缗”法令把商人玩弄于鼓掌之间;朱元璋开国之初曾向功臣颁布“免死金牌”,后来却以种种借口大杀功臣……这些血淋淋的史实一再提醒人们,诚信精神在权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权力才是中国社会的真正法则。

权力践踏诚信精神的另一体现,是说真话的人往往会倒霉,而满嘴谎言的人却往往飞黄腾达。特别是到一个王朝的中晚期,统治者越来越青睐阿谀逢迎之徒,而对正直敢言的忠臣却痛下杀手。这给世人的印象必然是“老实人吃亏”“说真话倒霉”,于是整个官风和世风就变得越来越虚伪,尔虞我诈、两面三刀必然会成为人们生存的重要法则。

儒家强调“君子言而有信”,有人据此认为儒家注重诚信。然而别忘了,这句话其实是说“言而有信”是“君子”才有的行为,同时“言而有信”的原则也只对“君子”适用。换言之,如果我自认不是“君子”,或者我认为你不是“君子”,那么我就可以对你“言而无信”。这种思维逻辑不仅在中国的百姓中很普遍,甚至还一度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,清政府被迫和英国人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,然而条约签订后,道光帝却坚持认为英国人是“蛮夷”,根本不用讲什么“信义”,所签的条约不过是权宜之计,不能算数。所以此后的几年中,他不断指使臣下以各种借口拖延履约,最后英国人实在不耐烦,这才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

这种思维逻辑到今天还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中盘旋:如果我不想履行承诺,我就说你人品有问题,或者说合同是你骗我签的,或者我当时是被逼无奈,或者是喝醉了随口一说……总之,不能算数。

当然,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是一个复杂问题,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解释。但至少可以看出,中国距离真正的诚信社会还差得很远。中国人常说“百善孝为先”,又说“万恶淫为首”,但我觉得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百善诚为先”“万恶伪为首”。因为没有诚信,整个社会的道德根基就不会牢固,世风只会越来越虚伪,一切所谓的“美德”都会令人怀疑。

如果有一天,“诚信”不再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美德,而是一种司空见惯又人人遵守的规则,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才能真正实现质的飞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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